敏感和忧愁，是一种少年时代应有的烦恼和胸怀的话，那么当我们成年之后，我们都四处分散和烟消云散了，吕桂花已经变成了一个水缸，出嫁的表姐们都未老先衰地开始头发里藏着麦秸胸前露着一对紫黑的大奶的时候，这时见面再也拉不起手来的时候，我们想到当年的打麦场和新房的味道──表姐，你在出嫁前夜对未来和明天的向往和担心的时候，我们又该说些什么呢？──我们并没有将我们的当年给忘记。我们将我们的小手反扣到我们的后脑勺上，我们将我们黝黑的小身子放倒在一堆麦秸上，我们对着密麻的星空欲言又止。如果这个时候让我们大哭一场也毫不做作，但是我们没有哭，反倒从另一个极端走回来放声唱歌。我们唱什么呢？作为一群十一二岁的乡村孩子，我们又是一群没有自己歌的少年。我们张张嘴，不知该唱什么；我们张张嘴，又不知该唱什么。不但我们不知该唱什么，就是当年的成年人和后来当我们成为成年人之后──不说1969年就说这以后──你们知道自己该唱什么吗？只是在偶尔的兴奋中，不唱就不足以表达自己的心情非要歌之舞之才能将自己发泄出去的时候，我们仅仅是唱起了别人给我们谱成和规定的歌──原来我们唱的还是别人。──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唱什么和舞什么都已经不重要了，歌和舞这时仅仅成了我们的一个借助，就好象我们把恐惧附加在谁身上一样，但是那发出的声调和舞起的身姿，毕竟不能确切的表达我们的含义呀。但是，当我们没有自己的歌和自己的舞的时候，我们也只能这么凑合了，就好象我们没有固定的爱只好博爱一样，就好象我们心里正受着创伤我们见到每一个人都想眼泪汪汪地上前拉住他的手倾诉一样──哪怕这个时候你碰到一个乞丐也会格外地施舍。在表姐出嫁的前一天晚上，不管我们唱什么，都像面对满桌的食物没有一碗属于自己的面条或杂碎汤我们还是吃得贼饱一样──最后主人问我们：

「吃得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