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与人格的独立，然而八十年代没有能力给出答案。进入到九十年代后，面对蓬勃发展的经济大潮，这一代人在八十年代所取得的自信和激情，在九十年代的物欲中遭遇到全面阻击，普遍感到了茫然和失落。

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化是比较迷惘的，这个过程，整整持续了十年以上。

“物欲”似乎是这个年代的核心词汇。

受西方“后现代化”思潮的影响，西方现代文明的“物化”或“异化”，对中国人文精神的考量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拜金主义盛行！关于这种考量，我们会在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中看到他对黄金的诅咒。

关于中国文化的思考在这个时候变得严峻起来，所有的疑问都集中在一个焦点上：中国文化究竟能给现代人提供怎样的精神家园？

这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了当代国人的价值重构。中国人的价值观不能在八十年代的“打碎”之后，过于长久地在空中行走了。

这个时候，“八十年代人”陆续开始在各个层面崭露头角。比起八十年代，他们渐渐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虽然有些微弱，但是他们广泛地存在着，由此所汇集的声音渐渐显示出了新的力量并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阶层：“精英阶层”。

柏杨的名字在这个时期由于特殊原因逐渐淡出他们的视野，但是柏杨关于国民性的思考，对这时的“精英阶层”留下的深刻影响还在，这种思考在九十年代后半期渐渐上升为主流，并达成了共识性的声音：文化的根本问题在于人的问题！

同当时的中国经济软着陆相似，中国人文精神也在同一时期尝试着自己的软着陆。不同于八十年代的是，这一次似乎没有出现号角似的人物，而是整个“精英阶层”在推动着这个变化。

“精英阶层”的共识是：文化的主体是人，人既是社会主体，又是自身存在的价值主体。不同的主体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