畴直接导致了人要同时扮演不同的角色，一方面人要实现自我价值，另一方面人又是社会角色。对人自身问题的忽视将会导致人的物化，从而形成全社会性的物欲，人的存在、价值和尊严也将被遗忘。

由此，“尊严”这个一向被国人保留在字典里的词汇，开始浮出水面并屡屡见诸报端。如果没有八十年代由柏杨引起的那场关于中国人的大讨论，很难想像会有如此广泛的人群，在九十年代共同参与了价值重建的过程。

新的价值体系在新世纪初开始呈现出了它的雏形，这就是以尊严为核心的人文精神的建立，树立个人的人格尊严、生存尊严、道德尊严，做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人。这就要求在讲究自身尊严的同时，也要尊重他人尊严，这种尊重，实质上就是对他人价值存在的一种认同。

“诚信”也开始成为新的流行词汇。

从八十年代到新世纪初，从打碎到重建的完整呼应，回顾这二十余年的时间，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五四”精神的延续之路。

能够完成这样一个阶段性任务，要归结于几方面的因素，即外部世界的影响、与世界接轨、自我反思下全民素养的逐步提高、面对成长的烦恼付出代价后所取得的经验。“八十年代人”，如今年龄大约在三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的“精英阶层”，在这条延续之路上表现出了不可忽视的力量，并且成为推动今天的当代中国的中坚力量。

在他们走过的路上，始终充满着八十年代的声音。那声音里面，有八十年代的激情和理想，也有八十年代的尼采、萨特、弗洛伊德和柏杨。

四、新的中国与新的中国人

有意思的是，就在中国大陆的尊严核心逐步确立的时候，柏杨再度带着他的新作《我们要活得有尊严》来到了大陆，并且一度成为二○○三年大众解读尊严的普及本。

从“丑陋的中国人”出发，柏杨和他的“八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