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落里，每日都在上演的悲剧。

律法是冰冷的，条文是无情的。

《大乾律》写得清清楚楚，“杀人者死”，这是最基本，也是最不容动摇的原则。

从案情描述来看，赵阿大持刀杀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判一个“故杀”，处以斩刑，在法理上，毫无问题。

任何一个四平八稳的考生，都会这么判。

这最安全，最不会出错。

但陆明渊的指尖，却在桌案上轻轻地敲击着，发出极有韵律的“笃笃”声。

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四个问题，层层递进，如剥笋衣。

其一，赵阿大构成何罪？是“故杀”无疑，但此“故”，与前一案中那种主动寻衅的“故”截然不同。

其杀心，起于何时？

起于母亲被辱，生路被断的绝望一刻。

此乃激愤而为，非预谋之杀。

其二，应判何种刑罚？

“杀人者死”，乃是常理。

但《大乾律》开篇明义，便有“德主刑辅”四字。

律法的终极目的，是维护天理人心，而非单纯的以杀止杀。

若不问缘由，一概论死，那律法便成了恶人手中的刀，只会让良善者更加绝望。

其三，此案中，仅仅是赵阿大有罪吗？

黄世仁的行为，难道就无法可依，无罪可论？

他以“驴打滚”之高利，巧取豪夺他人田产，此为“重利盘剥”，违背《户律》。

他强索租税，推倒老人，抢夺财物，此为“强抢”，触犯《刑律》。

他才是这一切悲剧的始作俑者！

其四，是否有可酌情减刑之情由？

当然有！赵阿大之行，起于孝道，为护母而杀人，虽触犯国法，却合乎人伦纲常。

其情可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