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立医院耳鼻喉科的走廊里充斥着消毒水味。

听力检测室的隔音门厚重得像是在封闭一个危险的秘密。

林工手里攥着一张刚刚打印出来的检测单。

波形图在左耳的高频区画出了一条极为突兀的上扬曲线。

“这不合常理，”医生摘下眼镜，揉着鼻梁，“一般人在长期接触工业噪音后，听力曲线只会下降，尤其是在4000赫兹的损伤区。但你这个……你在16000赫兹以上的超高频段，敏感度比新生儿还高。这简直像是你的耳朵为了捕捉某种特定的声音，自己进化了。”

医生建议调岗，理由是“神经性过敏前兆”。

林工把报告折成整齐的小方块，塞进工装裤口袋。

调岗意味着离开一线，离开一线意味着失去对那些管道的物理控制权。

“不用。”他回答得干脆。

当天下午，他从工具箱最底层翻出了一副早已淘汰的3m海绵耳塞。

黄色的海绵因为氧化有些发硬，捏在手里回弹很慢。

他把它们塞进耳朵，世界瞬间蒙上了一层浑浊的磨砂玻璃。

工业噪音被过滤了，那些不该听见的也被挡在了外面。

但在经过城北那口废弃的三号井时，耳膜还是鼓了一下。

那不是声音，是一种直接作用于半规管的气压差。

仿佛地层深处有一个巨大的肺正在缓缓吸气，低频的震颤顺着脚底板往上爬，甚至能感觉到耳道里的绒毛在逆风倒伏。

林工没有停步，只是抬手把左耳的耳塞往里按了按，直到耳道胀痛。

震动感消失了。

只要物理隔绝足够彻底，不存在即合理。

此后每次巡检路过这里，他都会刻意放慢脚步，像某种虔诚的仪式，确认那个世界被橡胶海绵堵死后，再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