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虫”这一耻辱。对 于她，那种比喻如同烙在她身上的无形“红字”，是所有批判词汇中最让 她深感不齿的。

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后来她的丈夫猝不及防地卷入了所谓共和国第 一大案。她和丈夫先后银铛入狱，分头关押，十年间互相不知死活。

她和女儿郝冬梅一样，也是在“文革”结束、自己重获自由之后，才 知道自己丈夫已被迫害致死……

一九八七年，当了几年挂名的省委顾问以后，她彻底退休了。唯有 母亲和岳母两个身份，对她来说才有实际意义。

她以正厅级的干部级别享受副部级待遇，这是组织部门特批的—— 再也没有人质疑了。

“老太太从建国初就该享受那点儿待遇的，人家亏了好多年，早该给 人家补上的！”

“人家是豁出命来抗日过的，这是如今的厅级干部没法比的，是该由 国家好好供养起来。”

“据说陈康大将有资格授元帅衔的，谦让了。人家老太太当年也一 样，高风亮节哩！”

传到她耳中的，多是以上这类话。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

西”，天道既变，人道也变。

有时她难免也想，自己当年的不计较，是否意味着是一种迂腐？如 果当年稍微表示一下对级别的重视，组织上是会考虑的。现在的副部级 待遇就不必特批了 ,好像如今某些副职干部名片上印着正职级别似的，名 不正言不顺，有点儿闹心。

这种想法她只对女儿一个人说过，连对女婿周秉义都没说过，怕女 婿内心里看低自己。女儿倒是很开通，劝她想想自己那些为革命牺牲了 的战友。即使这种话是由女儿口中说岀，还是让她脸红了好一阵子。

她那一批干部与如今干部有一点不同，他们因待遇问题心理不平衡 时，有牺牲了的战友们比着。只要肯比，一比就没情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