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职任之不明。政以分职而理，谋以专任而成。今则一堂有六官，是数人共一职也，其半为冗员可知，一人而历官各部，是一人更数职也，其必无专长灭见。数人分一任，则筑室道谋，弊在玩时；一人兼数差，则日不暇给，弊在废事。是故贤者累于牵制，不肖者安于推诿。是职任不明，责成不能定者二也。”

第一次送来的电文，到此为止。袁世凯与张一麟各推敲久久，认为大端之一的“权限不分”，讲司法独立，或可邀准，大端之二“职任不明”这一条就很难说了。

显然的，说“一堂有六官，其半为冗员”，则各部满汉两尚书、四侍郎定会裁掉一半，平空敲掉许多人的饭碗，必定有人切齿痛恨地在骂，“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袁世凯倒有些失悔于鼓吹改官制一举了。

第二次送来的电文，接叙大端之三：

“一则名实不副。名为吏部，但司签掣之事，并无铨衡之权：名为户部，但司出纳之事，并无统计之权；名为礼部，但司典仪之事，并无礼教之权；名为兵部，但司绿营兵籍，武职升转之事，并无统御之权，是名实不副，责成之不定者三也。”

有此三积弊，因此厘定官制，即以“清积弊，定责成”为指归。首先是“分权以定限”，除立法暂设资政院外，行政、司法两权的区分是：

“行政之事，则专属之内阁各部大臣。内阁有总理大臣，各部尚书亦为内阁政务大臣，故分之为各部，合之皆为政府，而情无隔阂，入则同参阁议，出则各治部务，而事可贯通。如是则中央集权之势成，政策统一之效著。司法之权，则专属之法部。以大理院任审判，而法部监督之，均与行政官相对峙，而不为所节制，此三权分立之梗概也。此外有资政院以持公论，有都察院以任纠弹，有审计院以查滥费，亦皆独立，不为内阁所节制，而转能监督阁臣，此分权定限之大要也。”

司法果然独立了，看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