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日本”驻华大使”谷正之，向陈公博进言，希望”徐庶走马荐诸葛”，保他继任。陈公博拒绝了；他心目中早有了”荐贤自代”的人：周佛海。

这样迟延了两个月，汪精卫的病体，益发不支，召集中日名医会诊，断为”压迫性脊髓症”。日本方面的意见，认为仍须开刀割治。但手术相当麻烦，且须绝对保持安静，倘在南京，自不能完全摆脱公务；所以坚决主张，应该送到东京去作彻底治疗。

彻底治疗能不能痊愈呢？没有把握；甚至五十对五十的成败比例亦不到。因此，便有了两派主张，一派赞成，送日治疗，痊愈虽无把握，至少有希望；一派反对，而原因却只意会，汪精卫要死也应该死在中国。

但不管赞成、反对都无用处，只有陈璧君的主张才管用。她决定将汪精卫送到日本；时为民国33年3月3日。在用担架抬上专机以前，力疾作书：“铭患病甚钜，发热五十余日，不能起床，盟邦东条首相，派遣名医来诊，主张迁地疗养，以期速痊。现将公务交由佛海、公博代理，但望早日痊愈，以慰远念。”写完重看，将”佛海、公博”的名字勾了过来；确定了陈、周在汪政府中的地位。

于是陈公博以代理”主席”的身分，提名周佛海接任”上海”市长；而周佛海却不愿继任。此举多少出乎陈公博的意外，自然要追问原因。

“我的事够多了；上海的情形又如此复杂，若非全力以赴，鲜有不愤事者。我怕顾此失彼，甚至两头不讨好，不如慎之于始为妙。”

周佛海说他事多，自非虚语，财政经济不必说，对日外交亦大部分由他主持；此外还掌握着一个实力相当坚强的税警团，同时各地”和平军”的首脑，如孙良诚、吴化文；以及为了防备共产党，特派军人担任江浙两省省长的任援道、项致庄，有事亦都要跟周佛海商量。这些陈公博都很明白；问题是，除了周佛海，更无第二个人能够接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