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给第三张照片画了一张素描像。我最喜欢这张，她半侧着脸，看起来就像在呼唤薄幕后的某个看不见的朋友。她看起来很甜美，富有魅力。假如她能是我女朋友，我会很开心的。

我将素描挂在卧室墙上，我可以从床上看到的地方。

在第三次约会（那天看的是《谁陷害了兔子罗杰》）之后，我将一个坏消息带到学校里：因为卡珊德拉父亲工作的关系，他们全家人要搬去加拿大（至少从我耳朵里听来，这地方比美国更可信一点），我大概得有很长时间见不到她了。我们不算真的分手，但我们得面对现实问题，那时候越洋电话对青春期的孩子们来说可是很昂贵的。事情结束了。

我很忧伤。每个人都注意到我有多伤心。他们说他们会很乐意与她见面，或许圣诞节她会回来？我很肯定，到了圣诞节，没人会记得她了。

确实如此。圣诞节我和尼基?布莱文斯出去约会，而卡珊德拉曾经在我生活中出现过的唯一证据，就只是她写在我两本练习册上的名字，还有我卧室墙上那张铅笔素描，底下写着“卡珊德拉，1985年2月19日”。

我母亲将骑马场出售后，在搬家的过程中那张画不见了。当时我正在美术学院上学，自觉那张老铅笔画是自己居然曾经虚构过一个女朋友的证据，引以为耻，便没有在意。

我想我有整整二十年没有想起过卡珊德拉了。

我母亲把骑马场、马场附属的屋子和牧场都卖给了一个地产开发商，对方在我们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建起一片住宅区，作为交易的一部分，我母亲得到了一座位于瑟顿街尾的独栋小屋。我每隔两周至少去看她一次，一般周五晚上到，周日早上离开，日程稳定得就像老祖母客厅里的座钟。

母亲担心我生活得不开心。她开始提起她有不少朋友的女儿都很合适。这次我去拜访她，我们之间发生了一段特别叫人尴尬的谈话，一开始她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