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档案，父亲说，不要到时候大翻丑事，被人利用。李路生不是人事干部，本没有资格看组织档案，但是父命不敢违抗。那是个夏天，南方最热的日子，他坐火车到成都。找到组织部那位老同志。听了他的来意，老同志说这种东西早就应当清理。但是组织部门经常有意不加清理，尤其死者，他们认为存在档案里总比不存的好。

他们约好了第二天再来办公室，因为第二天正好是周日休息。他知道人事部门看档案必须有两个人签字表示在场，不过乱局之时，不上规矩之事太多。

第二天一早他就到了办公室。那位老同志已在那儿等着他，两人一起在盖满灰尘的几大间柜子里翻找，最后找出了柳璀父亲所有的案卷，一共五大包。老同志说，“全在这里了，你是想看一眼，还是不想看一眼？”

他想了想说，“看一眼目录吧，回北京万一父亲问起，也好有个交代。内容就不必看了。”

那档案里大都是文革时期的材料，有柳璀的父亲自己写的检查，每份都是几千字，有的上万字厚，其他大都是别人揭发他的各种“罪行”，不知为什么他有那么多仇人。四川的干部分派，文革中往死里整人，李路生以前听说了，这次才体会到。文革前那些在柳璀的父亲手下工作的人，认为他装老实得宠，这时变成了一派的结合对象，所以什么法都用得出来，最后想出绝招。李路生说有一份材料他却仔细看了，因为揭发者竟然是柳璀的母亲。

“不用你说了，”柳璀打断李路生，她激动地站起来说，“你是说我父亲自杀，是由于我母亲‘揭发’！”

他不高兴了，说，“我没有说这话。你也太自以为聪明了。这种刑事结论我怎么能下？况且文革压力下，做违心的事，多得很，北京那个大作家自杀，不就是因为家属揭发。我当然无法判断你母亲说的，哪些是逼出来的，哪些是她自己的怨气，我只是说，当干部的人，一旦后院起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