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终于来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

当时，中山大学的教授多数是托洛茨基派，第一任校长卡尔·拉狄克就是托洛茨基派的拥护者。博古认为拉狄克是一位了不起的校长，博古一行人到校后，正值拉狄克讲中国革命运动史的课，他首次从拉狄克的嘴里听到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心和清政府的无能。后来拉狄克卷入了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权力斗争的漩涡中，使拉狄克丢掉了校长职务。原来的副校长米夫接替了拉狄克，那时的米夫才26岁。

在米夫担任校长期间，他在大学里建立了中国问题研究所。他把托洛茨基派的教授免职，博古的热情奔放很快赢得了米夫的喜爱。王明也赢得了米夫的器重。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于4月27日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米夫便偕同器重的学生王明参加了会议，直到8月才回到苏联。

米夫参加中共五大，在中国停留三个月后，便以中国问题专家自居，同时得到了斯大林的重用，便被提升为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并委托他筹备中共六大。

五大，陈独秀一伙便把毛泽东排斥在大会以外，陈独秀当选为书记。那时，毛泽东那一套办法根本没有人承认，博古更是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只不过是像李自成一样的农民起义领袖而已。这些留苏的中国学生，强烈地受着俄国革命胜利的影响，国际组织又左右着苏区的政治和军事。这些留苏学生无一例外地回到苏区后都被委以重任，后来把毛泽东排斥在外也就不足为奇了。

博古瞧不起毛泽东那一套，他推崇的却是李德对俄国革命胜利经验的照搬。

于是，便有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到长征初期的失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