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到这样的舞台上，他便想方设法扮演好这个角色。

十几万红军命运的决策权，一下子落到了他的手中，他自己有时也感到惶惑不安，在最高“三人团”中，他不能不倚重李德和周恩来。马列的书他不知研究多少遍了，军事上他却几乎没有任何实践经验，就是作战理论也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经过短期集训，这种纸上谈兵的短训，对他领导十几万红军破除蒋介石几十万到百万大军的“围剿”毫无用处。而李德头头是道的军事理论，还有李德那不同寻常的身份，使他很快对李德言听计从，这样就造成了一个国际共产组织派来的军事顾问，掌握起了红军命运的重任。在最高“三人团”中，就是周恩来有不同意见，也是二票对一票的局面，所以说周恩来除执行命令，做一些具体工作外，在决策上很难有所作为。而中国毕竟不是德国，更不是苏联，李德那一套街垒作战经验和城市革命的经验，在苏区就显得弱不禁风了。红军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到最后西征初期的失利也就不足为怪了。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里，是这样介绍博古的：

博古是我遇见过最有风度、有趣的中共领导人之一，也是政治局最年轻的成员。他个子较高，身材瘦长。确实，他总处在极度兴奋之中，动作急促而不协调，常常爱神经质的哈哈大笑，他的牙齿前突，眼睛外鼓，特别是透过深度近视眼镜，眼球好像向外突出。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尔爵士称他是“怪人”。他喜欢打网球，打扑克，他总是理着很短的寸头，好似一把硬刷子在头顶，他头脑反应很快也许比周恩来还要敏锐……

1926年12月，博古一行60多人从海参崴登上了去莫斯科的列车。列车穿越西伯利亚时，到处是白茫茫的草原和树林，到处是严寒和冰雪。那时他的心里是热的，他一想起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星，他就想大喊大叫几句什么，最后他们一行人，凭着自己的毅力，战胜了严寒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