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吧，你先回去。明天我们这里有消息再通知你。你最好到总局去查查，要是已经送进病院倒好了，你放心，那里反正有医生护士照料，出不了事的。”

从三分局出来，我在街上茫然徘徊起来，一直步上了中山桥去。风把我的衬衫吹得鼓胀，可是背上的汗水不停地一条条直往外流。天上黑沉沉，桥下的台北市，却淹没在凄迷昏黄的灯海里。位立在桥上，我又开始感到那一片天边无际的寂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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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你们这里有没送来一个光头赤足的男孩？先生，你们这里有一个神经不正常的少年么？十四、五步，打着赤足的？先生，是昨天送来的，他没有姓、没有名字，他叫小弟——

第二天一早，我便出去，满台北到处去寻找那个白痴仔了。我先到三分局、四分局，最后到总局，都没有问出下落，最后只好赶到台北精神疗养院去。疗养院里守门的护士不让我进入病房，只许我在铁栏杆外观望。他告诉我，青少年的病人一共只有两个，可是都是三个多月以前进院的。有一个走了出来，是个带着玳瑁边眼镜，一脸长满了青春痘十六七岁的胖少年，他穿了一件绿布睡袍，伸出一双猪蹄似的肥膀子，象患了夜游症一般，往前摸索行走着。

“不是这个吧？”男护士指了一指胖少年，悄声问道。

“不是——先生——”我说道。“他是个白白瘦瘦的孩子，剃着个青亮的和尚头的。”

中午，台北市已经罩入了暴风半径，风势一阵比一阵猛烈起来。仁爱路两旁高大的椰子树给风刮得枝叶披离，长条长条的大树叶，吹折了，坠落在马路上，萧萧瑟瑟地滚动着。杭州南路一根电线杆倒成了四十五度角，一束束的电线，松垮了下来，垂到地上，交通警察正在吹着哨子指挥车辆绕道而行。马路上的行人，都给吹得摇摇晃晃。一个女人的一把塑胶花雨伞，嗖地一下给刮到了半空中，象脱了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