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因为摄影师没有使出黔驴之技，在杨红看来，大部分作家都是其貌不扬，对有的人，用这个词还有辞不达意、隔靴搔痒的感觉。如果不是出於对作家的尊敬，杨红差不多要说有几个是形像猥琐。看着那些照片，杨红心里就想，是不是h大招生简章上对外貌有这么一条要求，而自己没看见啊？

看了这些作家的近照，就把杨红看得泄气了。怪只怪有些作家爱以第一人称创作，在那里一路“我”“我”的，杨红就以为那都是他们自身的故事。即使不是以第一人称写的，也只怪他们写得太逼真，让杨红认为作家还是在写他们自己，只不过为了达到无处不在的观察效果，把“我”换成了一个名字。这样一想，杨红就觉得周宁说的有些道理，美好的爱情都是作家编出来的，而且是由其貌不扬的作家编出来的，源于生活的反面，正因为人间没有缠绵悱恻的爱情，作家才异想天开地编出来—与其说是赚女人眼泪，不如说是赚出版社稿费。

受了这个致命的打击，杨红对看小说也失去了兴趣，注意力又转到现实生活中来，并开始向文学的反面—–哲学方面发展，由具体走向抽象，由个性走向共性。

想到自己的生活，杨红就很哲学地想，恩怨或许真能忘却，真情也许仍然存在，但一个人的个性却是很难改变的，或者说人的共性是很难改变的。也许女人生来就是“情诗”，而男人生来就是“淫诗”。虽然男女都觉得自己在爱，但因为对爱的理解不同，女人很难感觉到男人的爱，总觉得他们不爱，或是爱得不够。而男人总觉得女人的眼睛有毛病，明摆在那里的爱，她们却看不见，在那里无事生非，要证据，要表达，等到男人性致勃勃地来表达了，她们又说那不是她们期待的表达。

不知不觉的，杨红就把自己上升到一个哲学家的高度了，看问题的时候，就很能抽象一下了，不光看到男人的个性，也看到男人的共性，感觉已不再是“周宁是首淫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