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比较相似，而欧洲不太一样。我觉得原因在于美国从一开始就是商业化的，而中国媒体的公共服务文化不够深，就迅速被商业化的理念入侵。而欧洲有很强的公共媒体的传统，比如北欧有很多积极的公共政策，包括媒体派别的平衡、公共资金对少数族裔政策的支持，它的媒体并没有因为互联网的出现就崩溃了。再以英国为例，为了迎合国际资本的压力，英国也引入了更多的卫星频道、数字电视，BBC失去了它的垄断地位，但并没有压倒性的舆论要去私有化BBC，甚至有保守党明确反对这个议题。

这和每个国家的传统是有关系的，互联网的发展不是只有一个模式，而且我觉得中国仍有可能性，我们的媒体至少在法律上没有全部私有化。

正午：所谓的互联网思维对您的教学有什么影响？包括您在微信等新媒体的使用过程中，有什么反思或者自我反思？

吴靖：我到现在也没用微博发言，我认为不可能用140字说清楚一件事情。传播学效果研究中有一个规律，宣传或者传播要达到最大的效果，就要顺着社会的既有观念去表达，如果你去挑战它，只有在环境充沛的情况才有些微的效果——所谓环境充沛就是你要有充分表达的空间，还要在一个小群体的沟通中进行强化。在此之前，我认为课堂、教室就是这样的环境，可以传递一些挑战常识的观念，让大家反思自己的现状，微博是没有办法实现的。

现在我会通过微信来发表一些言论，因为它基于电话本、朋友圈，影响的是周围的同学、同事、有共同想法和关注的人群，这是课堂的延伸。但我发现使用多了以后，效果也被冲淡了，发朋友圈这个行为在很多情况下仅仅是一种姿态，是个人的建构，有时候也会觉得虚无。发的那些长文章，我不确定那些点赞的人是否真的看了。至今我看到好文章还是会转发，但会克制自己，我发现建构一个阅读和讨论的文化不可能这么简单地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