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个民主化的过程，它不在人大、立法机关的层面经过讨论，完全是执行部门和企业的法律，被封闭地完成了。所以我们学术和公众关注的方向，应该是权力的公共性问题。

正午：现在更多的批评指向了审查机制的存在，而您认为应该从政策制定层面着手，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吴靖：只侧重前者会让问题变得简单化，监督变成了谩骂和指责，而审查也是粗暴的，两者没有什么建设性，就不能监督到具体的层面，不能有效地推进变化，而是一种对抗性的监督，陷入恶性循环。

当然，对此，政府应该有意识地在组织更为成熟的讨论之后再去推进某个政策。而媒体作为推进政府进步的力量，应该更专业更深入去讨论，光有热情是不够的，这就涉及记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如果没有能力去讨论到具体的政策层面，就只剩下立场了。

正午：这又回到了之前谈到的那个问题，记者的知识结构和情感结构。

吴靖：现在的媒体上有太多的调侃，现在的批评更多的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或者从一个点扩大成体制性的批评。戏谑只能制造一种虚无的心理状态，没有办法针对具体问题来引起讨论。媒体作为反对派，也应该是忠诚的反对派，不应该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五

正午：在您谈到的恶性循环中，互联网有没有带来一些积极的变化？

吴靖：再观察吧，目前从政策的角度，我还没有发现在市场化以外的积极思路。

正午：有没有看到比较乐观的海外经验，比如BBC的公共服务模式，似乎仍是一个重要的参考？

吴靖：其实欧洲有很多的媒体模式，说起互联网商业化不能只看美国，你会发现欧洲的互联网商业并不发达，现在著名的互联网企业不是美国的就是中国的，但它们不是唯一的模式。

某种意义上现在中国和美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