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我和张炳祥分别找了十几本书籍和杂志。大约半个小时，潘文言急匆匆地回来了。

我简单向他介绍了张炳祥，然后急切地问：“文言，怎么样？”

潘文言笑着说：“总算找了三篇范文，其中这篇叫《中青年领导干部一定要过好名利关》，参考价值最大。”

“太谢谢了！”我如释重负地说，“文言，我们找的这些资料也拿走了，用完了再给你送回来。不打扰了，我们先走了。”

潘文言像看命根子似的嘱咐我用完这些资料一定给他送回来。

我一边走一边说：“放心吧。”

回到驻京办，连晚饭都没吃，我和张炳祥躲到房间里开始翻资料，企图从中找到灵感。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我和张炳祥仍然一筹莫展，我一边翻看材料一边思索，在政府工作这么多年，什么急难险重的材料没写过，为什么被一篇三千字的党性分析报告给难住了？当我在一本党刊上看到“灵魂”二字时，我恍然大悟，原来难就难在剖析的是别人的灵魂，而不是自己的灵魂，如果用张国昌的事来剖析我自己的灵魂是不是就容易写了？这时杂志中“荣辱观”三个字跳入我的眼帘，我惊喜地问：“炳祥，你看文章的题目就叫《中青年领导干部一定要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怎么样？”

“好啊，”张炳祥眼睛一亮说，“荣辱观是人生观的一小部分，以点带面更容易写透对人生观的态度。”

“围绕着荣辱观，我想用发生在张副市长身上的三件小事阐述三方面的问题，”我兴奋地说，“第一，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必须牢记党的宗旨，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第二，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必须要忍辱负重，不辱使命，既要敢于承担错误，又要勇于改正错误；第三，树立正确的荣辱关，就要襟怀坦白，埋头苦干，不计较个人得失。”

“太好了，”张炳祥肯定地说，“雷默，你写第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