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必然是以劝学为主。”

这是笔记里头看来的，此时汪孚林自然说得理直气壮：“此前道试在即，家父捎来的家书上，严令学生在家安心备考，不许离开半步，否则即为忤逆不孝。家母前往汉口一为侍疾，二也是因为她精通算学，能够帮助家父。我歙县好学之风深入人心，虽乡野也有社学，不孝者乡里千夫所指，试问学生如若不孝，本村长辈乡亲何以一路相送至城中？”

一口气说到这里，见座上大宗师不置可否，四周的生员之中却传来了一阵嗡嗡嗡的议论声，而后又归于寂静，汪孚林才继续说道：“其二，学生从前除却这三场考试，就没有出过松明山村，县试之前又和老父母素昧平生，何来作弊之说？众所周知，县试、乡试、道试，名次如何本就未必一定，既是平日积累，也有临场运气。若是县试名次高，道试虽取中却在末位，这就是作弊，那过往数百年，有多少先贤亦会遭此污蔑？有多少考官要蒙不白之冤？”

生员之中，大多数人和汪孚林都不甚熟悉，只觉得这位附生在外头看了一场杀威棒之后还能口若悬河，心理素质和临场发挥都颇为可观。只有人群中的程乃轩有些讶异地挑了挑眉，暗想这是从前与人觥筹交错间，显得很不擅长交际的那位贤弟吗？

这先后两次回答，汪孚林知道这些反驳虽说有力，却绝对称不上严密到无可辩驳。换言之，那就是空口说白话，仅此而已。反正他真正的重心在于最后一条买侄为奴，这会儿调整了一下呼吸，决定拿出杀手锏，毕其功于一役。

然而，就在这时候，他只听明伦堂外突然传来了一声嚷嚷：“大宗师为小民做主！那汪孚林不是买侄为奴，而是逼侄为奴！”

堂上督学御史谢廷杰立刻坐直了身子。直到明朝中叶，天下各省方才全都设立了专门的学官，其余省份都是以按察司副使为提学，南北直隶则因为不设按察使司，于是以巡按御史来提督学校，每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