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前化为乌有，华夏历代的开国功臣的悲剧正是根源于此。

在漫长的华夏历史上，像韩信、白起、伍子胥、文种等等，都是人们熟悉的有名的良将或谋臣，为其效忠的帝王都立下过汗马功劳，然而，他们的结局都很悲惨，功盖天下却无生存的权利。这一类“功盖天下者不赏，勇略震主者身危”的悲剧充斥于华夏历史，与传统的华夏社会共始终。为什么他们都逃不脱“兔死狗烹”的悲惨命运？答案就是人身依附的制度安排使所有的人都是弱势群体。没有受法律保障的人身自由，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权，在华夏已往的历史中，除皇帝一人之外，任何人都无法成为自由人。其实，就当代政治学的定义而言，华夏的皇帝们也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人。

即使在当今华夏，人们总是抱怨知识分子缺少风骨。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说的就是华夏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萧宸始终认为，归根结蒂，导致华夏的知识分子永远扮演这一悲剧姓角色的罪魁祸首，就是官出上级和国家垄断了利益供给的制度安排。

自秦始皇统一华夏之后，华夏知识分子就变成了依附在[***]政权之上的“毛”。在一个政斧是唯一雇主的社会，一个人一旦被政斧列入黑名单，就只能毫无反抗地任其处置。因之，在这种社会，所谓士人的读力人格，所谓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以及人身自由等等只能是痴人说梦。

尊严与饥饿无法友好相处，如同冰炭不可同器。华夏传统社会的铁则是：主宰一个人的薪给，即可主宰其意志。没有读力的经济权利，就没有读力的政治权利。只有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才能有读力的人格和完整的意志。经济上不读力，靠巴结混饭吃，道德上就很难守节。而个人失去读力之人格，思想听命于雇主，不问是非，党同伐异，则根本无法产生公民社会。

所谓“公民社会”，是一个自然演进的概念。它起源于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