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捐输’、‘帮贴’。”

他指了指墙角默默裱糊的儿子，“连犬子都要在衙中帮忙，方能省下请一个书办的钱。内人带着小女，在衙后开了半亩菜地，贴补家用。不瞒您说，家中已有月余未见荤腥。”

杨博起沉默。

四十五两白银，看似不少，但对于一个需要维持官体又要养家糊口的官员而言，简直是杯水车薪。

这还仅仅是维持最基本的运转，若要打点上官、应付考核、谋求升迁，更是天文数字。

“难道……就没有别的进项？”杨博起问得委婉。

王县丞脸上掠过一丝尴尬，低声道：“自然是有的。钱粮征收时的‘火耗’、‘鼠雀耗’，审理词讼时的‘纸笔费’、‘鞋脚钱’，还有商贾们的‘孝敬’、‘节礼’……这些，便是‘例规’。”

“没有这些，这衙门一天也开不下去，在下也早就饿死或丢官了。可拿了这些，心中又何尝安稳？”

“每一文钱，最终不都是来自百姓脂膏？朝廷俸禄不足以养廉，是逼着官员伸手啊！”

“清官？海瑞海刚峰那样的清官，百年能出几个？他一家老小过得又是什么日子？”

他的声音充满悲凉。这并非个例，而是大周成千上万底层官员，尤其是“亲民官”的共同困境。

离开县衙，杨博起又让莫三郎暗中接触了几名户部的老书办。

这些胥吏无品无级，连那微薄的“俸禄”都没有，他们的收入完全依靠各部院的“饭食银”、“抄写费”、以及各种“规费”。

比如，百姓来户部办理田产过户，需给“挂号费”；商人领取盐引茶引，需给“笔墨费”；地方解送钱粮到部，需给“部费”……名目繁多，形成了一套完整而隐秘的灰色收入体系。

而这些“规费”的源头，最终都层层转嫁到了纳税百姓和国库开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