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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秋冬大集之后与地方的斗争，再有之前皇帝从徽商等大盐商入手开始改革盐政，这几年岁入实银暴增就有盐政收入的功劳。

但与宋朝相比又算得什么？宋初盐钱收入三百多万缗，到南迁后乾道年间暴涨十倍到了三千一百多万缗。就算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也十分可观。

另一个则是宋朝的官员待遇。由于官员待遇实在好，这种“富养”政策下，官吏反倒愿意朝廷账目上岁入越来越多，这样给他们就能分得越来越多。

大明则不一样，不明确好各种待遇，反倒让这些待遇都变成了潜规则，有些还上不得台面，让地方上只能通过变相盘剥私下里搞。

此时御前，叶向高通过这两年来所做的准备，心里已经有数了。

“譬如榷茶。国初时南直隶榷茶一年可入六十八万两，后来只有川陕榷茶。若茶尽数专营，一年便足可岁入数百万两甚至千万两有余。酒之一项，不遑多让；契税虽可薄征，仅作财货流通统计依据，却也能岁入两三百万两；市舶关税，待东瀛南洋北疆西域都鼎定，足以千万两计；加上坐商、工坊……”

朱常洛听他盘着大明的真实家底，似乎一年岁入数千万两当真不在话下了。

他赶紧叮嘱道：“也不可尽数由朝廷专卖，卿等商议税制时，还要立足长远，予民间活水。朝廷能把新钱法稳住，将来都可因时势再调整。朕的意思，新税制不必再定额，螺狮壳里做道场倒在其次，地方上完成任务了多的就能揣进腰包，这不行。官吏和公务开支给足应有的了，却也不能让地方和各衙务必求多以便存留，继而盘剥过甚。”

朱常洛停顿片刻，继续说道：“朝廷收税，是为了使国家越来越好地运作下去，却不是像民间人家一样不断敛财置产。朝廷收上来的税能花出去，收支平衡，有盈余或可借贷以应急，这就够了。一来一去之间，这税收变成了大明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