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卫所给付负担，这些钱财当然成为每个地方的利益纽带。

与此同时，朝廷重视民生和基础建设。水利、路桥、备灾救灾、医养抚恤……说白了，地方上既然要做的事情更多，名目就会更多。

虽然如今都开始实行徭役采买，但地方上总需要有牵头组织的“承包方”。

这些承包方还能是谁？当然只能是有闲暇、有资源进行组织的地方大户。

只要几年上十年下来，他们尽管在“厉行优免”、“厉行商税”的过程里“损失”了一些，但度过泰昌朝初年敏感时期之后的聪明士绅大户又从这新的利益机会里积攒了更多的资本。

就算有宗明号、昌明号等一些中枢垂直力量的参与，地方上大部分比例的官田、官产等仍然主要由地方大族参与。

有钱，有人脉，有的是法子在不闹出大矛盾的情况下让资产不断增值。比如说，土地兼并的趋势只是放缓但没有改变，比如说有些士绅大户拥有了更多的纯粹雇工。

再比如说，依托各种货币之间的“汇率差”，升斗小民在这么多年的日常生活里仍旧被一道道盘剥着。

生活状态当然有所改善，毕竟朱常洛已经勤勉用心了这么多年。

但遇到今年这种特殊情况，在某种必然出现的“人祸”面前，贫民百姓则自然更加脆弱。

加上他们本身见识不多，容易被威逼利诱，于是朱由检真正微服出行深入民间之后才大受震撼。

正如他所说，尽管朱常洛对他的教育很严格，他也一直认为自己过的是节俭生活，更加知道普通百姓生活水平当然远不如他，可这个度在哪里，只有他自己真正看到了才知道。

尤其是在北京城里，在紫禁城内外，他一直认为如今已经是盛世。

衣不蔽体是直接的视觉冲击，面对未来的焦虑冲动是心灵冲击。

“……譬如孔氏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