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去世后的二十年余之中，他给大明留下的影响从未消失。

在泰昌四年的正月，这份影响从初一被正式拾起来，在初九这一天随着万历皇帝的驾崩获得一种命运般的增幅。

朱翊钧临终的遗愿，是朝堂重臣亲耳听闻。

他想让他的张师父陪祀于太庙，这便是病瘫而口不能言的太上皇帝三年多里自省后的结果，是他回光返照之际对自己一生得失给出的最终结论。

张居正至少是功远大于过的，至少没有那等大罪。

他的名誉是已经得到恢复了，但从张四维登台到新君登基，中间这十几年里朝政上的是是非非该如何重新界定？

比如说：万历十四年重订《优免则例》，到底该不该推翻？

皇帝仍处于哀伤之中，至少二十七天之内，这件事到不了该被讨论的阶段。

但王锡爵已经在和申时行讨论了。

因为慈宁宫中的一段发言，申时行又被挽留了下来。

从此虽然只是一个编修实录和太岳公集的职位，不必插手朝政，但王锡爵要的却正是从万历元年到万历二十八年寻找政策依据。

“我记得那时候，内阁之中汝默居首，维桢次之，我居末。”

那是万历十二年，王锡爵还在家乡守着父亲去世的制。

王锡爵哂笑道：“其时李植等人以为我是真与太岳公不合，故而都推举我入阁，未曾想我入阁后，反将他们排挤出了朝堂。”

申时行唏嘘说道：“‘江陵相业亦可观，宜少护以存国体’，元驭兄是这么说的。”

“而后便有了重订《大明会典》之中也重订优免则例之议。”王锡爵看着申时行，“部议到最后，看似与嘉靖二十四年没什么不同。免丁数一样，无非是把原先免粮一概以每亩免三升改成了免田。”

申时行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