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权利啊！

……

就这样，漫长的一年过去了。随着岁月的流逝，在繁重的劳动中，她过了第十七个生日。她的个子长高了，像一棵挺拔的钻天杨；椭圆形的小脸变粗糙了，可变得更动人了；手指变粗了，也更长了，宛若剑兰的叶子；辫子变长了……

她，终于能毫不费力地干农村的一切活了。

她，由一个软弱、瘦小的少女变成了一个坚韧、泼辣、窈窕、贤淑的大姑娘了。

她，所干过的一切活计，都赢来了老农们、妇女们的夸奖。

她，在１９７３年，连续列席了县、地区的贫下中农（牧）代表大会（她是地主的子女，胸前戴的不是红色的出席证，而是粉红色的列席证。此外，待遇是一样的），照当地社队干部的话来说，她是可以改造好的地主子女。

这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大队老支书要她写封入党申请书，他要做她的入党介绍人。……

可就在第二天，她又变成了一个为地主阶级喊冤叫屈的坏分子。

那天晚上，天气很冷。凛冽的北风刮得大地呜呜地叫唤。她硬着头皮参加了生产队的社员大会，要不是扣工分，她一百个不愿意参加这样的会。真的，她能看着自己的父亲脖子里挂个筐子，筐子里装着土块站在她面前交代“罪行”吗？就是这样的会，她还不得不参加。

生产队的办公室，是用饲养员睡的屋子来代替的。火炕上，铺几块席芭子；墙壁上被烟熏得像是涂上了一层黑垢泥；地上扔着一些鞍、夹板之类的东西。

开会的人分坐在炕上、地上。

这间二十五平方米的房子中间，依次站的是她的父亲、叔叔，还有她叔叔的儿子王天仁。

今天晚上这些地主坏分子的站法，颇有点独出心裁。这是她第一次看见的更让人寒心的站法。她父亲和叔叔赤脚踩在足有五寸厚的大冰块上，背上放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