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很少，实际相较交给田主的租子和官府的赋税，百姓实际所得却是更多。

而且在集体生产这一模式下，种植效率远比百姓小户种植要高，收入更高，分配也更多。

虽然田主的收入下降了，但靠着这一分收入也能维持，不至于起来造大西军的反。

靠着这一体系，孙可望才得以云南一地支撑起庞大规模的西营集团，掀起南明最有可能推翻满清的武装斗争高潮。

土地面积上，云南作为省肯定比王五控制的三个市要大的多，但耕地面积云南跟湖北又差得远。

荆州、汉阳、荆门三地的耕地数量恐怕就赶上云南的一半。

因此，孙可望能靠营庄制成为一方霸主，王五这边肯定也能。

但王五知道集体农庄的一个弊端，就是随着时间推移，营庄内的农民生产积极性会不断降低。

也就是大锅饭长不了的原因。

短期内还好，时间一长肯定会有出工不出力的懒汉家庭。

如甲农民辛苦生产，乙农民装模作样，最后分配所得却是一样，这能公平么？

所以，再好的制度在设计时都是为了解决眼前的大问题，等到这个制度本身产生问题时只能再一次改革。

或者说变法。

更何况这种体制必然会出现依附西营官兵的“特权”阶层。

而且孙可望在云南的治理非常强硬，框框条条太多，导致商业活动除了西营垄断的那些盐铁外几乎消失。

这就必然导致百姓除了做牛做马没日没夜耕种维持温饱外，压根没有任何消费能力，也没有可供消费的“商品”。

时日一久，谁也吃不消。

当年孙可望于李定国交战兵败后，其原本看似稳固的大后方瞬间全部倒向李定国，未必不是因为云南人民被压制太狠的原因。

但孙可望模式又的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