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法官们一拥而上，内务大臣乐观其成的态度促成了内务部的缄默，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局势的恶化。

治安法庭屡屡重提苏格兰场越权侦办、未请示拘捕、干涉司法独立等一系列旧账，要求内务部重新界定警务权力的边界。

同时，在亚瑟离任之后，伦敦地区检察署也趁机收回了多项侦查指导权限，并不再设置伦敦地检署警方代表职务，而这自然导致了警员提讯所需的标准文书等一系列程序被故意耽搁、拖延审批。

这一切变化来得既迅猛又冷酷，仿佛一场早有预谋的反攻。

那位曾经横贯中枢的苏格兰场三号人物一离职，“敌人们”便纷纷亮出了早藏在袖中的匕首。

他们甚至连试探都没有，每一刀都简洁明了的砍在了苏格兰场的要害之处。

罗万知道这绝不可能是什么巧合，更不可能是某个法官或检察官的一人之策。

如果没有内阁的授意或默许，他们根本不敢搞出这么大的动作。

罗万当然看得清形势。

他是战场老兵，跟着威灵顿公爵一路从伊比利亚半岛打到了滑铁卢，期间受过几次重伤，有一次甚至差点丢掉性命。而罗万从威灵顿公爵身上学到的最重要一课便是：战略撤退的重要性。

他在与亚瑟合作的两年半时间里，苏格兰场扩张迅速，部门在伦敦的地位如日中天。

然而，亚瑟在任时手段虽强，扩张虽猛，但也恰恰因此留下了太多把柄。

亚瑟亲自提拔任命的警官几乎遍布苏格兰场的核心科室。

亚瑟主导建立的犯罪信息归档机制从未与内务部之间形成正式备案。

亚瑟留下的情报网络从来不受文书程序制约，这套网络之所以能够运行，靠的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默契以及利益关系。

而这些，在内务大臣和治安法官眼中，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