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亲制四编《大诰》，他将之作为对天下臣民进行政治教育的课本，依凭**主义的绝对权威在民间强制推行。

当时萧云觉得不可思议，一个皇帝亲自指定律法，而且这律法，还颇有些颇有点英美法系的倾向，想不到这一切都是真的。

朱元璋在《大诰》颁行时，他宣告：“朕出是诰，昭示祸福，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徙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观为戒。”颁行《大诰续编》时又进一步说：“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宝，发布天下，务必家家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迁居化令归，的不虚不。”颁发《大诰三编》时又重申：“此诰前后三编，凡朕臣民，务要家藏人育，以为鉴戒，倘有不遵，迁于化外，的不虚示。”

朱元璋又要求军官们全家老小都要背熟《大诰武臣》：“不听不信呵，家里有小孩儿每不记呵，犯法到官，从头儿计较将来，将家下儿男都问过：你决得这文书里几件？若还说不省得，那其间长幼都得治以罪”。

为了扩大四编《大诰》的影响，朱元璋把它们列为全国各级学术的必修课程，科举考试从中出题。奉其旨意，行文国子监正官，严督诸生熟读讲解，以资录用，有不遵者则以违制论处。当时天下讲读《大诰》的师生来京朝见者多达十九万余人，均赐钞遣还。将如此众多的师生由全国各地召来京师讲读《大诰》，举行学习报告会，这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堪称空前盛举。此外，收藏《大诰》与否，成了判罪或减罪的依据；熟背《大诰》，不仅可以获奖，而且还可以因此而被录用为官，平步青云。朱元璋为推广自己的这几篇作品，确实费尽心机。只可惜取得的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萧云沉浸在自己的惊讶之中，朱元璋同样沉浸在自己的吃惊之中，他目光两道光芒闪射而出，许久才喃喃道：“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唯有重绳贪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