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常照顾一下可以，可你妈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可负不起责任。”

“日常照顾一下就行，我不会让你白干的，我肯定会付你一定的报酬。”

她居然谈到钱，这使我感到意外，但从她泰然的神态上，又觉得也在情理之中。香港就是那样一个社会环境，请人做任何事，都是要付钱的。

我只是没想到她这么快就理所当然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香港人了。

她通过她母亲的同学在西直门那儿租了一套一房一厅的单元楼，付了房东一年的租金，把母亲和一位江苏乡下来的小保姆安顿下来。

她母亲头发全白了，看上去老态龙钟，其实还不到五十岁的年纪。虽然百病缠身，但除非强迫绝不求医。她的简朴、谨慎、寡欢和持重，使人完全想象不出她是吕月月这样一位贵妇的母亲。

吕月月每月给我两千块钱，包括小保姆的工资和那一老一少的全部生活费用，以及她母亲看病吃药的开销，以及家用物品的添置（包括一台新买的彩色电视）。凭天地良心，我并未从中留出半点剩余作为我的所谓报酬，我想我还不至于贪这孤儿寡母的活命钱来折磨自己的良心。

我常常在星期天骑车子到她们那里坐坐，和她母亲聊聊家常。她母亲虽然有人伺候又有了钱，但依然把享受和铺张视为罪恶。她自己干活，教那小保姆干活，两人不像主仆倒似师生。她从不看报，闲时就看些知识性的杂志，是从旧书摊上买的过期杂志。杂志是过期的但知识并没有过期。她也让小保姆看，看不懂就给她讲解，但小保姆不爱看，她爱看电视——《戏说乾隆》和《包青天》之类。

有时我问她：“您想女儿吗？”

她总是说：“哪能不想呢。”

“您爱小外孙吗？”

“哪能不爱呢。”

“那你为什么不去香港和他们同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