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见家”，他的生年是回不去了，他回去，人家共产党就是杀了他也是不冤的，所谓君子之仇，十年得报，这已经三十年了。他呢，也早已绝意归途，只能悲歌当泣，远望当归，聊以胡思乱想罢了。

而我的盼头居然来得比想像的还快，1981年的夏天，不期然接到了儿子的一封短短的信，我高兴得发狂。现在我想不起那封信具体都说了些什么，总之是问我好，并且说他也很好，现在在～家饭店里当服务员，只是经济紧张，希望我能寄些钱去。

尺读之中，我仿佛听见了小成抱着我的腿哭喊的回声，那声音唤起我深理多年的亲子之爱。当天我就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并且把我存在银行的全部美元取出来，一块寄到日本，托浅沼先生给儿子寄去。敏芳，一也许只有你才能体会我当时的兴奋，我总算能够尽一点人父之责了，我是个父亲啊！

从那天起我戒了酒。五个月之后，小成又来信了，还是那么短，问候之外还是要我再寄些钱去。我又寄了，并且又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依依山水之恋，倦倦父子之情，字里行间，意犹未尽。我日日夜夜等着他的回音，希望他别那么匆忙，别那么简短，我盼着他能耐心地和我这个孤身在外的老父亲叙叙家常啊！

我等了整整一年，神不守舍的一年。

论人之常情，儿子不会这么久不理我，我预感到出了什么事。

果然，一天中午忽然有几个警察到樱楼来，要我去警署说话，不许我多问，也不许我回家，粗暴地要带我走。那时我突然想起三十几年前在同仁堂门口被几个警察绑架的一幕，于是说死也不肯走。可那些警察威胁说这是依法传讯，如果我拒传事情就更麻烦，樱楼的伙计们也纷纷劝我不要吃眼前亏，先去了再说。我当时真想，如果小成在，如果他还能紧紧抱住我的腿，那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他们走的。可我是一个人，从肉体到精神都是孤单单的一个人，我就是真的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