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浩大的农民起义，于是他们也就没有意识到人一旦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就会爆发出无限的力量。

无论多么凶猛的统治者的统治被这股力量针对的时候，都会轰然崩塌。

秦末农民大起义会如此熊熊燃烧，法家的这一传承自战国时代的陈旧观念可能也是其中重要的助力之一。

他们从战国的修罗场中杀出来，浑身带着杀气，刚猛有余，宽仁不足，将国家的例外状态发挥到了极致，而没有同步注重民生，以至于整个国家建筑从底层开始崩塌，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这是法家最大的问题之所在，也是刘备无法接受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刘备又认为要采取儒家的宽仁理念对其进行修正和补强，修改掉法家这过于刚猛、无情的一面。

某种意义上来说儒家能取代法家，也是统治者认识到了农民起义的凶残威力的缘由，一统八荒的秦帝国都能轰然崩塌，他们怎么能不怕呢？

怕是对的，但是一怕就弃用，把好的也给一起丢掉了，那就不对了。

他在编撰会议上提出，国家富强和民众的富强并非是对立，而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国家和民众在求发展这件事情上应当是一个通力协作的关系。

面对可以获得利益的事情，国家组织、引导，发挥领袖作用，而民众竭尽全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起参加，一起获得胜利，然后用公平的方式分润利益，一个都不能少。

国家富强意味着民众也能同步富强，国家获得威势，则民众也能同步获得国家的威势，分享国家富强的好处。

国家和民众之间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互帮互助、共同扶持走下去的关系。

所以刘备主张在这个问题上，应当采用法家的部分思路反过来限制法家的思维，解决法家自我矛盾的地方。

即制定严格的律法约束肉食者的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