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夏，蹲得沙漠白雪皑皑了。

第二年春天，枣花回到了沙窝铺，她不能老在陈三粮家窝着，那会坏事儿的，要是让人知道，陈三粮一家就遭殃了。也不能回沙湾村，沙湾村的人眼睛可亮着哩。要是瞅出啥破绽，这戏就白演了，不但白演，戏的几个主角很可能就要挨绳子，挂破鞋。

沙窝铺静静的，又有两个老右被叫走了，地富们也都回了村，他们要负责打扫各村的卫生，运动很有可能要提前结束，县上公社都没了太大的动静。红旗尽管还在沙窝里飘着，春风也吹着，可战鼓早就听不见响了。沙窝铺就剩了郑达远跟一个姓孔的老右，姓孔的是位老师，因为跟孔老二占着一个姓。又在课堂里讲过《论语》，就被定成孔老二的徒子徒孙，要批他一万年。

郑达远并不知道枣花身上发生了什么，更不知道过去这一年她在哪儿。地主陈三粮只跟他简简单单说过一句：“她被抽走了。”抽走是那时的行话，谁都能听懂，天天有人被抽走，革命是不分东西南北的，运动更是不能划小圈子，哪儿最需要就应该到哪儿去。

看到枣花的第一眼，郑达远有点儿愣，他觉得枣花像是瘦了，脸色也没原先那么红润，目光里更是少了什么。少了什么呢？郑达远想了很久，才明白少掉的是那份热，那份炽，那份火一样的迷情。郑达远没敢多问，很多事他是不能问的，上面还没赋予他说话的权利，夹着尾巴做人，老老实实干活儿，这是他们必须遵守的规矩。尽管看管他们的人也一个个走掉了，但运动不彻底结束。头上的紧箍咒就不能算解除。也尽管沙窝铺就剩了他们三个人，但身份不同，地位也不能等同。他只能远远躲在沙梁子后头，看枣花在地窝子里做什么。

枣花其实没做什么，漫长的日子里，她就做一件事：想。她想那个近在咫尺的人，更想那块从她身上掉下的肉。

秋末的时候，来了一辆车，车上跳下两个人，远远就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