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是肉眼可见的、一代人之内的、冲击感极强的、比西域因海洋运输而衰落更加直观的变化。

在外。

兰开夏的衰败、利物浦因为纺织品中心东移到了阿姆斯特丹而被打断发展、达卡的毁灭、苏拉特的起义……这些，也都是肉眼可见的、一代人之内的、冲击感极强的“历史”。

固然说，达卡的毁灭、苏拉特的衰落，和先进生产能力战胜落后生产能力关系不是太大，而是差毬不多的生产能力将原始积累中的商业霸权和国家强力的力量展现的淋漓尽致。

但是，这是个稍微变换就足以以史为鉴的事实。

大顺这边已经有人研究过这些问题，并且已经朝着基本正确的方向去分析了。

比如说，鲁西地区的棉纺织业，因何而兴、因何而衰。

因为运河，也因为鲁西地区适合种棉花，加之距离京城消费市场更近，运河运输加成等，于是临清成为了北方最大的纺织品集散中心。

因为废漕，也因为大顺对爪哇和印度的征服获得了更廉价的棉花、沿海地区的原材料粮食和技术资本的优势，于是鲁西的棉纺织业在挖黄河河道阶段的保护性出口政策下短暂存活了一阵后，终于还是毁灭了。

这看起来……似乎好像这也没啥，这点分析能力不也就是“中人之姿”吗？

但，事实上，这在大顺，可算是实学派的方法论真正走上前台的标志性分析。

因为，在此之前，分析鲁西地区的繁荣，角度多是诸如“近圣人之故里”；“孟母曾母既有纺织之事”；“女织男耕”；“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之类之类的。

当然，鲁西问题，是扬州问题的余波。

而扬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