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私有制和第二种私有制，是两回事。

但私有制本身，是一回事。

私有制存在，所以才会出现第二种私有制，把第一种私有制干死，并在其尸体上发展起来的情况。

所以，私有制本身，意义重大。

大顺这边的百姓、士绅、商贾，对私有制这个概念，非常理解、非常清楚、非常明白。

不用说那么遥远的欧洲。

就是在此时的朝鲜国，朝鲜的百姓，明白什么叫私有制吗？日本那边，日本的百姓，明白什么叫私有制吗？

理解不了的。

朝鲜国百姓手里的土地，和大顺小农手里的土地，不是一回事。所以对于“我的、你的”这个意思的理解，也和大顺这边的人，天差地别。

包括说，刘玉在两淮搞的盐政改革，这里面就有个明显的“私有制”和“非绝对的私有制”之间的矛盾——盐户认为，那些草荡是他们的；但在法理上，这些草荡不是他们的，他们只有使用权，而他们却因为深入人心的私有制意识，把那些草荡认为是他们所拥有的。

也所以，在大顺，经济问题，很容易搞出来大风波。因为私有制过于深入人心，所以只要经济上出了问题，很容易衍化成政治上的混乱。

尤其是修路。

地权、征地、股权、收益等等这些东西，只要出了岔子，出事是必然的。

因为，私有制深入人心，你不需要一场“欧洲的启蒙运动”，大顺这边的人也知道，自己的权益受损是要反对的。

93年7月17日的那场关于土地、私有制的风暴雷霆，在大顺，早就已经刮过了。

而在法国，则需要一场从农业技术进步、农奴因为技术进步变成永佃农、实质上的自耕农、法权上的非自耕农开始算起，持续了200年的酝酿，以及启蒙运动的辩经，法国农民才理解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