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认为，自己的人道主义责任和义务其实只完成了一半。严格地要求，甚至也可以说是失败了。好比虽救活了人的命，被救活的人却成了精神病患者、白痴甚至也许会对社会有危害的人。当然身负责任和义务的人们并不那么的天真，并不认为在短短的九天或再多一些的天数里，自己能通过什么有效的方式，使他们的“中国病人”们的头脑焕然一新，完全没有了三十几年前的红卫兵思想。不，他们并不这么幼稚。所采取的也非是强迫的方式。他们只不过为另外三名红卫兵的房间里重新配备了电视机，影碟录放机，书刊画册，以及全国各地十几种大报小报。还有电脑。

开了一次核心成员会议。会上讨论得很热烈。甚至时时发生激烈的争辩。

有人说为他们每人的房间里配备一台电视机不算过分，但还要配备影碟录放机的话，则就未免太那个了吧?

“老院长”倒显得特别开通。他说录放机那东西不是降价了吗?便宜的不才几百元吗?该花的那就得花。只要我们能做到，就应使他们尽快地熟悉新事物。

反对者说，那不是也得替他们收集一批影碟了吗?

支持“老院长”的人说影碟更便宜了，盗版的十元钱能买三四盘。

反对者又说，盗版影碟里污七八糟的内容太多了，总不能为他们成立一个审查小组吧?

“老院长”不爱听了，也不耐烦了。一锤定音地说：“别争了。我亲自审查。”

支持他的人不失时机地进言道：“其实，也应该让他们从电视里看到香港台。天线设备好解决，包在我身上了!”

“老院长”也不征求别人的看法了，“官僚主义”地批准道：“当然!香港已经回归了嘛!那就由你去解决!”

配备电脑的提议尤其遭到反对。

有人说他们会操作吗?难道要为他们先开几次电脑操作常识讲座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