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多久？”

我喝纸杯中的咖啡。

“有九年。其中一大段时间没有见面，我在外国。”

“最近一次在什么时候见面？”

“大半个月前。”

“准确的时间。”

“三个星期前的星期一。”

“在什么地方？”

“在一个朋友家。”

“朋友是谁？”

“叫左文思。”

“地址是落山路七号三楼？”

“是。”

“你们可曾争吵？”

“有。”

“可有动武？”

“有。”

“王小姐，你昨夜十二时至两时在什么地方？”

“在家中睡觉，你们来把我带走的地方。”

“有没有证人？”

“睡觉也需要证人？”

“王小姐，幽默感不要用在不恰当的地方。”

“没有证人，我表妹当时在舞会。”

“你的意思是，没有人能够证明当时你在上址？”

我的心跌下深渊，说真的，的确没有人能够证明我当时千真万确地在家里睡觉。

但是，警方为什么要知道我是否在家睡觉？

就算文思报案，与昨夜我是否在家，也没有关联。

我问：“是什么事？”

“你与滕海圻起冲突，据说有身体上的接触？”警方说。

“我不明白这句话，请说明白点。”

“他用手扼住你脖子？”

“这关你们什么事？”我站起来，说道，“我不想进一步回答这些问题，我要找一位律师来。”

“你可以那么做，你可以借用我们的电话。”

我反问他们，“文思呢，可是左文思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