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笑着嘀咕了一句：我知道了，这样最好。她没再说什么。然而，当她意识到我还是像之前一样总是消失很长时间，只是偶尔露一下面，她对我说，假如我没有意识到我对她的伤害，我应该意识到我对两个孩子的伤害：我要考虑怎么安顿他们。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在出现这个混乱的局面之前，两个孩子是我生活中很确凿的一部分。他们出生了，现在他们存在。在空闲时，我会和他们一起玩儿，会带他们出去玩儿，编故事给他们听，表扬他们，批评他们。但通常和他们玩耍了一会儿之后，或者摆出父亲的架子调教他们之后，我会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学习。我妻子带他们时，她会费尽心思，很有创意，她一边做家务，一边逗他们玩儿。日子就是这样过下来的，没什么问题，婉妲从来都没有抱怨过，即使是在“解构体制”——这真是一个很糟糕的词汇——席卷全国时，她也没有说过什么。我们都生长在那种环境里，我们都觉得那是自然而然、天经地义的事。我们的婚姻一直会持续到我们死，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妻子除了做家务，没有别的工作，这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革命前，大家都那么做，但现在一切都好像发生了变化，母亲不再照顾孩子，我们之前的生活方式变得不可理喻。现在她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在想如何应对。我又一次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我们当时走在路上，在市政府广场，她停了下来，看着我的眼睛说：

“你还要继续做一个父亲吗？”

“当然了。”

“你怎么做？你几个月就出现一两次，在他们伤口上撒盐，又躲出去很长时间，你就是这样当父亲的吗？你想什么时候见孩子就什么时候见，只图自己方便？”

“我会每个周末来看他们。”

“呵，‘我会每个周末来看他们’。你的意思是他们要和我在一起生活。”

我脑子有些乱，忍不住脱口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