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她半躺着，额头抵着车窗。我跟她讲，有一次——肯定是春天——她陪我去国家广播电台。我想不起确切的年份和去电台的原因了——可能也不是去广播电台，可能那时候我还不在电台工作，谁知道我们到底去了哪儿。很确定的是，到达目的地后，我给了出租车司机五万里拉，他坚持说我只给了他一万里拉。为这事儿，我和他发生了争执，婉妲清楚看到了我给的是五万里拉，她想支持我，这个男人甚至对婉妲也不客气。我尽量做出一副轻蔑的样子，询问了司机的姓名和其他信息，我说他可以拿着那五万里拉，但我会马上去警察局告他。那个男人先是咬牙切齿地说了他的信息，然后嘟囔着说：今天就不该出门儿，谁让我出门啊，我还感冒了。最后他给我找了该找的钱。你记得吗？我很自豪地问她。

我妻子忽然振奋起来，她疑惑地看着我。

“你搞错了。”她冷冷地说。

“事情就是这样的。”

“我没和你在出租车上。”

很快，一阵羞愧从我的胸膛中涌上来，我觉得额头发烫，我强忍着窘迫，故作镇定。

“你当然在。”

“别说了。”

“是你自己忘了。”

“我已经告诉你了，别说了。”

“可能我是一个人。”我嘟囔了一句，就不再说话了，就像我刚才忽然提起这个话题一样。

剩下的那段路，我们一直生着闷气，没有说话。只有到了旅馆，我们分到一间面朝大海的房间，我们心情才好了一点。在我们看来，那天晚上的晚餐也很棒，回到房间后，我们还发现空调很舒适，床垫和枕头很适合婉妲糟糕的脊椎。我们吃了药就陷入了沉沉的睡眠。

渐渐地，我的心情好了起来。那七天天气都很好，海水很清澈，我们游了很长时间的泳，散了很久的步。乡村让人轻松，有些时刻，大海呈现出蓝绿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