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退休了二十年一样。他一直在坚持说他会帮我们，他也跟着我们去了警察局。

六

我们拿着滴水的伞，到了离家最近的警察局，一位礼貌周到的年轻警察接待了我们，我们进到一间很小的办公室里。纳达尔一进去就开始自我介绍，连名带姓——纳达尔·达贝罗，他还特别强调了一下他的职业：法院院长。他用一种权威的语气讲了发生的事情，说得精确简洁，但他马上把话题拉到自己身上，讲述了他在风云多变的二十世纪的丰功伟绩。那位年轻的警察听得入迷，就像忽然下到了阴间，听死人闲聊一样。

有好几次我都想插嘴，把话题重新拉回来，说说我家公寓遭到的破坏。邻居的自吹自擂让我有些烦，我终于可以插话了，忍不住想强调：我也不是一般人。我告诉那个警察我的名字，并且重复了两三次——阿尔多·米诺里，阿尔多·米诺里，阿尔多·米诺里——就是想看看他有没有反应。而那个警察没什么反应，我说起了八十年代我做的一系列电视节目，这些节目基本都是我一手策划的，给我带来了一定的知名度。但这位警察那时候应该还没出生，或者年纪很小，他没有听说过这个电视节目，也没听说过我。他有些不自在地笑了笑，用一种权威的语气耐心地说：说正事儿吧！他流露出的威严是我和纳达尔早已失去的。

我很尴尬——通常情况下，我是个斟酌词句的人，不讲废话——我重申一下：小偷把我们的公寓给毁了。但这次我又忍不住离题了，我有些语无伦次地提到了那个多收了我五欧元的送货员，还有一星期前在家门口骗了我的那个男人。还不止这些，我还把纳达尔也牵扯进来，我让他说了说这星期按了我们家门铃好多次的那个女孩，还有我们回来前一天，出现在门口的那一对男女。纳达尔很高兴又有说话的机会了，他仔仔细细讲了每次门铃响的情况，有很多不必要的细节。后来纳达尔的话被打断了，有人打开了我们身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