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了。我拿出小本本记下来，大汉扭头对我说，你是写东西的？我说，是。他说，我也是。我说，我是一个闹药。他说，我是写小说的，也写诗。我点点头，没有继续说下去，因为那个死亡稍纵即逝，一定要赶快镌刻下来。过了一会，他说，我们是老乡吧，你平翘舌不分，是，似。我说，我是辽宁沈阳人。他说，不远，我是锦州人。他的声音极为纤细平静，几乎听不出什么锦州口音，倒像是转基因的上海人。他说，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锦州，住过大连，烟台，近几年才来到北京。我说，笔架山，我去过锦州的笔架山。他说，哦？有意思。你准时了吗？我想了一下，明白了他的意思，说，准时了，不过有点险。他说，嗯，我小时候因为错过了潮汐的时间，被困在过山上一整晚。你最近在写什么？我想了想，因为行规，我不方便说得太具体，我说，关于枪的。他说，枪？长枪，短枪？我说，长枪。他说，嗯，错误的刺杀？我说，差不多。他说，错误发生在哪里？我扭头看他，他并没有看我，他慢慢地吸食着烟卷，望着头顶的吊灯，那吊灯制式老旧，落满沉灰，不过亮度犹存。我说，一般都是打歪了吧。他说，嗯，倒也是一种合理的方式，弹道是生与死的分岔路，不过如果决定历史的是某种偶然，似乎难以把握剧作的意义。他似乎忽然想起来汤要凉了。端起来喝了一口，用手抹了一下唇底的胡子。我说，您意下该是个什么样的错误？他说，我以为表面是个错误，内在是一种必然，比如这次刺杀行动是被刺者设计的，他对一方表达了生的渴望，其实却是赴死的。我说，这个好，这样他的供词就可信了。他说，我有个小小的建议，兄台权且当做儿戏，写谍战剧应该多看博尔赫斯。博尔赫斯曾经说过，事情都发生在那另一个博尔赫斯的人身上。我在教授的名单上见过他的名字。我喜爱沙漏，地图，十八世纪的印刷格式，咖啡的味道和斯蒂文森的散文。他与我的爱好相同，但是他虚荣地把这些爱好变成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