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看了，不过我已熟知他的口吻，可以像模像样地回信。父亲从来没提过老姑，但是我知道我有个老姑，大姑曾在信里提过，并且叮嘱父亲和老姑恢复联系，因为她收到消息，老姑也搬到了艳粉街。父亲似乎并未注意此事，自己家的老幺搬到了离自己很近的地方，或者再动脑筋想一下为什么老姑也会落魄如此。他先是卖掉了自己过去亲手打的炕柜，然后又把黑白电视机搬到了后街的杨三儿家，卖了三十块钱。学费在学期初已经交过，倒还能支撑几个月，但是冬天来了，父亲并没有买煤，这让我有点惶恐。这是母亲走后的第二个冬天，第一个冬天时，父亲还能勉强把煤坯打好，堆在后院的小房里，但是煤打得很差，掺进了不少黄泥，经常在灶膛里蹿出浓烟。第二个冬天已经初露端倪，路口大杨树的树叶掉光了，修车的老董又在摊子旁点起了炉子。夜晚待在家里，是极难熬的时光，窗户的缝隙里已经有了霜迹，炕是凉的，父亲穿着棉裤和棉鞋，歪在炕上喝酒，方桌上只有一只白梨，他小心地用小刀剜着，然后把刀横在嘴边，卷进梨去。

第一场雪来了，是一个傍晚时分，不是很大，但是很黏，雪片不易分辨，如同粉末。我放假了，第二天不用去上学，炕上铺的地板革像铁片一样凉，父亲的双腿伸在桌子底下，沉沉睡着，屋子都是酒味儿，装酒的塑料桶就放在他身旁。天彻底黑下来，我拧开塑料桶盖，倒进父亲的玻璃杯，喝了一小口，辛辣无比，脑仁发胀，不过好像确实暖和了一点。父亲坐了起来，说，我做梦有人偷我酒喝。我说，不好喝。他蜷起脚，给我腾了点地方，慢点喝，先用舌头压住，暖一暖，然后咽了。我又喝了一口，比第一口还要难喝，五脏六腑好像挨了一拳。父亲从兜里掏出了几颗花生米，喂进我嘴里。你知道艳粉街是个啥形状？他说。我说，圆的。他说，对，从上面看像盘蚊香，一圈一圈的。他把身上披的工作服拽了拽，盖住脖子，手指沾了点酒，在桌子上画了一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