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面会的当天，是当年她儿子夭折的日子。现场需要的，是一个抗震救灾的典型，她说：“无法表露一点哀伤。”

我以为她会愤怒或者难受，但没有。她拿出当年写的书，说在那个年代她也曾经塑造过自己，捏造过情节。她在书里写，地震之后，哥哥看到她被压在木板下面动不了，却没救她，而是先去救别人。她疼得撕心裂肺，她哥哥却在救完三个外人之后才来救她……但真实的情况是，她哥哥当时非常着急，和别人一起把她抬上了担架。

她拿出书来给我看，不掩饰，也没辩解。

去唐山之前，我对这段历史了解很少，我是带着逆反、带着“认识历史，吸取教训”的预设去的。但她是活生生的人，一边把头发编成辫子，一边带着点羞赧问我：“这样上镜行吗？”我端详一会儿，把口红给她，让她涂上一点。我问她采访前要不要先去上个厕所，她挺平静地说：“瘫痪后小便失禁是感觉不到的，常常是裤子尿湿了才知道，来不及，只能在轮椅里坐深一些。”

罪是她受的，但她没有痛恨过去，连底掀翻。她一直留着七十年代与恋人的通信，怕这些信腐坏，就把信剪下来贴在本子里，在旁边手抄一遍，这样想看信的时候，就不必翻看原件了。十年前她与恋人重见，男人看到她坐在轮椅上的模样，放声痛哭，她反过来安慰他。三十年来，她承受这一切，就像接受四季来临。

采访这样的人，如果只是为了印证自己已经想好的主题，这个主题不管多正确，都是一种妨害。谈了一个多小时后，她说：我接受了这么多采访，但我从来没这么谈过。

我只是一直在听而已，听我从没经历过的生活。

她说地震后躺在地上，天上下着雨，她渴极了，张开嘴，接雨水喝。她的手碰到一条大腿，还以为是死人呢，沿着那条腿往上摸，摸到腰上才发现是自己的身体，腿已经没有任何知觉。她抬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