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问起，你就说是找了小姐。”张北川教授对已感染艾滋要去看病的同性恋者说。他担心会有麻烦。

他是中国对同性恋研究最早、最有成绩的学者。

他的话不多虑。

我在青岛见到一个男孩子，他说他有过两百多个性伴侣，患性病后从外地来治疗，当地医院的医生知道他的同性恋身份后拒绝医治。医生说，妓女可以治，就不能给你治：“你不嫌丢人啊，你这种人在社会上将来怎么办？”

他在医生面前跪下了。

没有用。

一个母亲带着刚刚二十岁的孩子来找张北川，她的孩子是同性恋者，那个母亲说：“早知这样生下来我就该把他掐死。”

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工作、上学，努力活着，但他们不能公开身份，绝大多数不得不与异性结婚，大多建立情感的社交场所是在公厕或是浴池，但那样的地方不大可能产生爱情，只能产生性行为，而且是在陌生人之间。

“和陌生人发生性关系，对于同性恋者来说有巨大的好处，这个好处就是安全。”张教授说。

安全？我很意外，这是在健康上最不安全的方式。

“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两个人完了关系大家互相都不认识，不用担心身份的泄露。”

在没有过去和未来的地方，爱活不下来，只有性。

“我曾经说过，只要自己不是那种人，我愿意一无所有。”翼飞坐在我对面，长得很清秀。他拿“那种人”来形容自己，连“同性恋”这三个字都耻于启齿，“我觉得全世界只有自己一个人不正常。因为我觉得自己那种现象是一种不健康，是一种病态。我强迫自己不去接触任何一个男孩子，尽量疏远他们，尽量去找女孩子，精神上对自己压力很大。”

一九九七年之前，他有可能因为自己的性倾向人狱，罪名是“流氓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