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不住跟工作人员说：“能不能把他们的椅子转一下，换成另一个方向？”

他有点莫名其妙，但还是换了。

聚会上，朋友说，你现在做的这些题目太边缘了，大多数人根本不会碰到这些问题。作家野夫说：“那是因为我们已经不是大多数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免于受辱了。”

一群人里有教授，有记者，有公务员，都沉默不语。

王小波说过，你在家里，在单位，在认识的人面前，你被当成一个人看，你被尊重，但在一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你可能会被当成东西对待。我想在任何地方都被当成人，不是东西，这就是尊严。

有人半开玩笑半挤兑，说：“你们这么拍黄赌毒，再下去的话就该拍同性恋了。”

我说：“确实是要拍他们了。”

他愣一下说：“这节目我看都不要看，恶心。”

旁边有人听到了，脱口说：“你要去采访同性恋患者？”

有朋友说，他喜欢《费城故事》里律师事务所的那个合伙人：“他可以那么得体地把那个感染艾滋的同性恋开掉。”他看了看我：“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你不能去要求别人宽容。”

我问：“你理解他们吗？”

“怎么不理解？”他说，曾有一个同性恋男子向他表白，他从此再不理这人。“就是觉得恶心。”

“为什么你会觉得恶心？”

“反正从小的教育就是这样的。”他可能不太愿意多谈这个话题，脸转过去了。

同性恋者就这样隐身在这个国家之中，将近三千万人，这个群体之前从来没在央视出现过。

“我可以对别人说我是艾滋病毒感染者，但不能说自己是同性恋者。”二十一岁的大玮说，“在感染艾滋的人里头，有血液传播的，吸毒的，还有嫖娼的，同性恋是最底层的，最被人瞧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