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臣于病榻传见盛宣怀等，续据禀称，各商尽力攒凑，只能集成银一百二十二万两，所短之数，拟请南洋各省，尽力筹拨一百万两”的原文，向李鸿章提出质问：“如盛宣怀无此凑集一百二十一万两之说，则沈葆桢何所据而云然？如谓此一百二十二万两即系原禀请饬藩运海关劝商搭股之项，则事既经官，沈葆桢何以不于折内明晰声叙；又何以不札饬各司道查照办理？”

李鸿章又说，藩司、运使、关道并未“帮同劝谕，各商亦未即附本，仅集股银四万余两”。虽有“官本缓息”等项，可以弥补此一百二十二万两的一部分，所短尚多，因而盛宣怀等不得不暂向钱庄借款来付旗昌，这也就是招商局利息负担甚重的由来。

对这一点，刘坤一分两方面来驳，一是由沈葆桢方面来看，倘如盛宣怀不是表明已集有商股一百二十二万两，而要动用官方力量劝谕商人附本，如此渺茫之事；沈葆桢能“轻掷百万库款”吗？

再是从盛宣怀方面来看，如果商股是照他所说的方法来凑集，那末“盐引”上派搭股份之事如何？各藩司关道劝谕富商附股，已有多少？理当具呈催问，而竟无一字之禀，甘愿以重息在外称贷，这是合理的吗？

由此分析，刘坤一作一论断：“是盛宣怀先有凑集百二十二万两之言，故不敢复有所请；而沈葆桢信以为实，无俟他谋也。”又说：“此等重大事件，往往反复筹商，至于数目，必须斟酌尽善，而后上闻，似不得执盛宣怀等饰词而抹煞沈葆桢奏案，以刘瑞芬等为未查原卷也。沈葆桢于光绪三年陈奏饷事，论及提拨招商局之款，自悔孟浪，固有难言之隐矣。”接下来又说：“臣之所以奏参盛宣怀者，原不独此两端，”而是因为另有更不堪容忍的弊端，旗昌公司当时已濒临倒闭边缘，即欲收买，应照西洋“折旧”之例，为何照原价承受。刘坤一最有力的指责是：“盛宣怀等收买旗昌轮船，原谓去一劲敌，可以收回利权，乃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