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自为义解，颇具深心。”以下引叙上海报上刊布的一篇题为《今年国民为国会请愿文》的文章，攻击“宪政所以能实行者，必由国民经有一运动极烈之年月，盖不经此，不足以摧专制之锋”的论调，他说：“各国立宪，多由群下要求，求而不得则争，争而不已则乱，夫国之所以立者曰政；政之行者曰权；归之所归，则利之所在，定于一则无非分之想，散于众则有竞进之心，其名至为公平，其势最为危险！行之而善，则为日本之维新，行之不善，则为法国之革命。”

接着撮叙法国大革命及日本立宪的结果，从而议论：“盖法国则当屡世苛虐之后，民困已深，欲以立宪救亡，而不知适促其乱。日本则当尊王倾幕之时，本由民力，故以立宪为报，而犹须屡缓其期。上有不得已之情，下有不可遇之势，情势所迫，不得不然。至于我国臣民，本来无此思想，中国名义最重，政治最宽，国体尊严，人情安习，既无法国怨毒之积，又非日本改造之初。我皇太后、皇上曲体舆情，俯从廷议，特允非常之举，宽为莫大之恩！迭降谕旨，既极周详，分定年期，尤为明尽，应如何感颂奋勉，以待推行，岂容欲速等于索偿，求治同于论价？”

至此笔锋一转，以轻蔑的语气，大骂主张立宪的记者、教员：“况今之言之宪，请国会者，实为利而不为害，且在士而不在民！其所言报馆、学堂，不农不工不商，但可强名为士，未尝任纳税当兵之责，乃欲干外交内治之权！至敢言‘监督朝廷’，又或云‘推倒政府’，读诏书则妄加笺注，见律令则曲肆讥弹，胥动浮言，几同乱党！”因此，于式枚认为：“观于法国之事，则知发端甚巨，固祸变之宜防。”但亦不否认：“又观于日本之事，则知变法方新，亦人情所恒有。”从而警告：“惟须亟筹补救之策，乃不至成溃决之虞。”至于补救之道：“惟在朝廷力图富强，广兴教育，用人行政，一秉大公。不稍予以指摘之端，自无从为煽惑之计。至东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