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报案，哭诉伸冤，江夏县和武昌府都感到棘手，将案子拖延着不办。不久，阎敬铭得知其事，勃然大怒，立刻传轿“上院”，向总督要凶手。

张玉当然也知道闯了大祸，阎敬铭一定放不过他，所以早就在官文面前，自陈无状，要求庇护。因此，当阎敬铭求见时，官文派戈什哈答：“中堂病了，不能见客。请阎大人先回衙门，等中堂病好了，再过来奉请。”

“我有紧要公事，非见中堂不可。如果有病要避风，我就在上房里见，也是一样。”

戈什哈无奈，进上房据实禀报，结果仍是不见，也仍是拿病来作推托。

阎敬铭料事深刻，已防备到有此一着，早就想好了对策，因而若无其事地说：“既然如此，中堂的病，总有好的时候，好了自然要传见，我就在这里待命好了。”说到这里，转脸吩咐跟班：“取我的铺盖来！总督衙门的司道官厅，就是我藩司的行署，有公事送到这里来看。”

于是跟班真的取了铺盖，就在司道官厅的炕床上铺好，供阎敬铭安息。先以为他一时负气，到明天自觉不成体统，会悄然而去，因而官文置之不理。那知完全不是这回事，阎敬铭在那里一住就是三天。他秉性俭朴，起居极能刻苦，所以住在那里，丝毫没有不便的样子。

这一下轰动了湖北的官场，认作旷古未有的奇事，都要借故来看个究竟，总督衙门真的成了藩司的行署。官文大窘，先是请臬司和本衙门的幕友劝驾，阎敬铭拒绝不从。最后只好请出巡抚和武昌府知府来了。

湖北巡抚叫严树森，武昌知府叫李宗寿，官文请出这两个人来，主要的是因为他们也都是陕西人，希望动以乡情。当严、李受命调解时，官文自己躲在屏风后面听，只听见作调人的，譬喻百端，被调解的坚持不可，从一大早讲到午炮声起，严树森舌敝唇焦，脸色非常难看。看样子，作调人的也要跟阎敬铭翻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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