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力更生、独立奋斗”的决心。在这次重要的会议中，汪精卫不敢公然谈和，不过他的词令一向很巧妙，意在言外而见仁见智可作多样解释；他说：“敌国的困难，在如何结束战争；我国的困难，在如何支持战争。”意思是，如果我国肯结束战争，困难即可解除；同时由于这也是解除日本的困难，因而可以争取到比较有利的条件。但从另一方面看，亦可说只要我国能设法支持战争，则日本的困难即无法解除，终必拖垮敌人而后已。由于这扑朔迷离、莫衷一是的两句话，更使得日本外务省的”专家”，大起警惕，认为汪精卫可能是跟蒋委员长在”唱双簧”，愚弄日本，行一条缓兵之计。

到了12月14日，近卫接到通知，汪精卫决定在18日那天，脱出重庆；据说，这一次一定不会变卦了。

决定12月18日这个日子，是不难理解的，第一、蒋委员长定在这一天飞到西安去主持军事会议；第二、正好是星期日，利用各机关休假，联系一定不够迅速周密的空隙，利用脱逃。所以汪精卫不但通知了日本，而且特派一名副官到成都，通知新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陈公博，务必于18日赶到昆明。

12月17日星期六，汪精卫亲自打电话给交通部次长彭学沛，要他预留几个最近飞往昆明客机的座位，彭学沛的政治背景，本就属于汪系，自然唯唯称是；立刻通知欧亚公司照办，而且将机票送到了汪公馆。但第二天得到消息，西安方面天岂不好，蒋委员长决定延期两天飞西安。

这个意外的变化，为汪精卫带来了极大的难题；他跟陈璧君、曾仲鸣关起门来反复商量，终于决定冒险也得走！因为事机非常紧迫了，如果他打电话给彭学沛预留机位一事；或者陈公博如约径飞昆明；或者日本方面有何配合的行动，在在可使密谋败露。再一次失信于东京，整个计划也就完蛋了。

于是，他以第二天成都中央军校总理纪念周要作演讲为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