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化名。因为如此，越发激起了他的好奇心；经常在甲板、走廊、酒吧、餐厅，还有图书室、弹子房等等旅客的公共场所搜索；而高宗武深藏不出，始终不曾遇到。

民国29年1月8日，汪精卫在上海愚园路1136弄的住宅中。召开”扩大干部会议”，内定为”部长”、”次长”的”要员”、挤满了楼下的大客厅，一个个都是”如丧考妣”的脸色。

原来出走的不仅是高宗武，还有陶希圣。令人担心的是他们出走的时间，正在”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谈判完成，12月31日双方签字之后。这个”要纲”的谈判，高宗武早就被摒拒在外；而陶希圣是始终参预的，那知他推托着不肯签字，最后竟是溜之大吉，这就更不能令人放心了。

这两人的远走高飞，自然为汪精卫带来了极大的问题；而问题的焦点是：他们究竟带走了一些什么？如果是”要纲”的草案，还不太要紧，因为可以辩说：那是日本人提出来的条件，根本未曾接受。倘是签了字的影本，就变成不打自招的卖国供状。照这样去分析，对陶希圣的关心，即更甚于对高宗武。因为大家相信，高宗武是无法接触到”要纲”的签字本的。

“都是罗君强！”陈璧君拍案戟指，狠狠地骂罗君强，”陶希圣是让你逼走的！”

罗君强的面色苍白；周佛海亦是一脸的尴尬，因为罗君强跟他的关系太深了。他们是同乡，也是世交；罗君强在上海大夏大学未曾毕业，就跟着周佛海做事；一度当过浙江海宁县县长，任内有件喜事，二度续弦，新夫人也姓罗，不是外人，是他的族姑。

好色如命的罗君强，随政府撤退到汉口时，是在当行政院的秘书，国难当头，竟跟一个姓孔的交际花打得火热；当道震怒，下令撤职查办。亏得陈布雷替他求情，始得无事。其时周佛海已到的上海；罗君强挟着新欢，间关来从，作了周佛海的亲信。他为人很霸道，替周佛海得罪了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