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了地主对农民的盘剥,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土地兼并。而且这部分青苗钱也可以帮主百姓度过青黄不接时的困难,对于社会问鼎是很有帮助的。朝廷在稳定税源的情况下,还可以利用青苗法的利息增加一部分收入。

这可以说是王安石变法的一个指导原则,那就是增加国家收入。这也就是当初王雱为什么问林昭。藏富于民与藏富于国的问题。

这是王安石的想法！

但是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官员,对此表示反对,在朝廷上又出现了一场激烈的争辩。保守派的士大夫们认为,朝廷岂可与民争利,处处计算财货之利。对于这种国家向百姓收利息钱的行为颇为不屑,其中一个著名代表任务便是欧阳修。

有人甚至故意混淆试听,偷换概念。不断攻击青苗法。翰林学士范镇,祠部郎中赵瞻上奏宋神宗说:“常平(仓)之法,是西汉以来,国家用以积谷备荒,兼有调节粮价性质的粮仓,起于汉盛世。视谷贵贱发敛(放和收),以便农末,最为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起于唐之衰世,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五十步之间耳。今有两人坐市贸易,一人敖下(降低)其值(价格)以相倾。则人皆知然之,可以朝延而行市道之所恶乎?”

他们唐代宗时期,不等谷物成熟,便提前征收当时称之为青苗钱的税赋的行为,与王安石的青苗相提并论,以此来指责。

当然了,并非所有人都像他们这样胡搅蛮缠。在制置三司条例司担任检详文字的苏辙就提出了意见。他亲自参与整个青苗法内容的起草,他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官员在其中捣鬼。比如扇子提高利息,收受好处之内的。第二、不能保证得到钱的百姓要用钱,要用钱的百姓能得到钱。第三,也是最严重的问题,如果无法按时归还本息,该怎么办?

苏辙甚至因此而离开制置三司条例司,从一个变法的支持者转变成为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