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况，台湾那时的荒凉景况还难以同明初南京、清初北京相比。初至台湾的将兵因为水土不服，瘴疠大作，病者十之七八，死者甚众。这种情况下，硬行推行这一措施，势必在一部分将士（特别是镇守金门、厦门、南澳等大陆沿海岛屿的将士）中引起抵触。

人心不平，讹言也随之兴起。有人流传镇守南澳的忠勇侯陈豹（即陈霸）因不愿送家眷入台，已同清朝建藩于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通款投降。郑成功没有弄清真相，就轻率地下手谕给郑经和洪旭，令周全斌、杜辉、黄昌等带领舟师去南澳平叛。陈豹无以自明，率部卒乘船往南海方向投奔西南明军。

这件事情是郑家内部开始分裂的征兆，而另一件事情则因为郑经的优柔寡断又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铜山（东山）的蔡禄、郭义二将暗中勾结叛将黄梧，早已密谋降清。五月间郑经已获悉蔡禄、郭义有异谋，却没有及时派兵前往防范。六月初三日接到蔡、郭二人公开叛变后才实施戒严，准备船只。初九才由厦门派黄廷、杜辉、黄元、翁天祐、何义、黄昌、杨来嘉等统军乘船南下铜山平叛。

而此时蔡禄、郭义已经纠众从容地把铜山抢掠一空，并在清黄梧、福建右路总兵王进忠、诏安副将刘进忠接应下由八尺门渡至大陆向清方投降。平叛郑军在铜山登岸已为时过晚，只好派兵防守炮台，安抚遗民。

两次事件，对于郑氏集团来说，都意味着叛逃，只不过方向不同。而郑成功专力经营台湾，其所下的严令又让金、厦诸将产生了抵触情绪，倒是让郑经的地位有所巩固。

“蔡禄、郭义反叛降清，已是仇敌，勿需多言。然陈豹转投。亦形同叛逃，当如何处置？”世子郑经环视着属下众人，沉声问道：“且西南友军连战连胜，当已至广州城下。广东清军守卫已是空虚。我军若是趁时而动。于广东夺一陆地之基，是否可行？”

三个问